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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美的民风就是不准时和不靠谱，与之相比,莱昂纳多简直太与众不同了——这与他的家庭有关。1969年，莱昂纳多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一户中产阶级家庭中。与其他出生于贫民窟的球员不同，莱昂纳多的父母很会教育孩子，他们让聪明过人的莱昂纳多在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，还鼓励他培养独立的思维，也因此造就了他对批判主义的思考精神。莱昂纳多对足球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自己很幸运，能在职业生涯初期遇到了奠定自己足球审美的灵魂导师——桑塔纳（1982年巴西队主帅），在圣保罗老帅开启了他美丽足球的启蒙理想，并带领他一步步走向足球事业的更高阶段。

　　然而人无完人，如今的完美男人莱昂纳多，其成长路上也写有瑕疵。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事情：第一件是在1994年世界杯上，他掌掴美国队球员塔布·拉莫斯，继而被主裁直接红牌驱逐；另一次则发生在2013年的巴黎，比赛中场休息时，他在通往更衣室的路上半路拦截了当值主裁，一把拉住，直接拖到了圣日耳曼的更衣室内，命令其像队员解释刚才的不公判罚。考虑到他平日里的出色为人，这两个意外或许可归结为他对足球的标高绝俗。

　　莱昂纳多：我相信巴西人从来没有世界杯的意思。我们了解这项赛事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，民众只是借巴西世界杯这个契机，来让政府作出改进。因为世界杯，巴西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，这才让这次抗议行动的影响格外深远。其实政治和足球早在1950年的那届巴西世界杯上就混成了一体了，尽管我当时还没出生。但我知道当时那场政治和足球之间的博弈一直持续到1958年。当年种族主义还相当猖獗。我记得当时最大的受害者是黑人门将巴博萨，当时乌拉圭绝杀巴西的最后进球，所有人都狭隘地把失利归咎于他的失误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肤色，他只能毫无抵抗之力地成为替罪羊。

　　莱昂纳多：是的，我们不能光看到混乱，还要看到社会的进步。1970年夺冠时，我们生活在军政府统治时期，当时我们的球迷压根不能表达对社会的不满，只能借着夺冠后的欢庆来到街上发泄生活中的不满；到了1994年，因为一个名为“皇家计划”的经济调整政策，让整个巴西陷入了经济低谷，所以那届杯赛夺冠显得很有政治意义。这些冠军都不仅仅停留在竞技层面上。2014年，我觉得巴西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我们的政府正在摆脱过去军政府残留下来的阴影，努力酝酿国家制度的大转型。社会舆论也逐渐开放，百姓也有了自由发表看法和不满的渠道。足球和政治尽管从来都相互依存，但对于巴西人而言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政治而抹杀了足球生存的机会——我想这也是足球的伟大之处吧。

　　莱昂纳多：我意识到我退役后现在还没有为我的国家做出些什么贡献，这的确让我有些壮志未酬。我在弗拉门戈和圣保罗踢了没多少年球后，就前往了欧洲，当时我还很年轻。我当然希望能再次回到巴西工作，但我丝毫不想成为那种仗着自己过去几年在欧洲的经历，回国后就对巴西足球现状指手画脚的人。我不是一个改革家，也不是罗宾汉式的英雄，我并不期待自己能为巴西带来一场改革、一次剧变或者一次救赎，我只想为巴西足球或者社会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还是禁不住有些自责，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（采访/Renata DElia 译/朱渊）